內容提要：面對日益變化的國際、國內安全形勢，和平權的傳統(tǒng)內涵難以對其恰當詮釋。作為“第三代人權”，和平權濃厚的國際集體人權屬性因欠缺核心權利因素而使其保護和平之功能難以彰顯。構建國際人權與國內人權、集體人權與個人權利、“和平“與“安全”的多層二元和平權內涵體系勢在必行。
關鍵詞：和平權 安全權 國際集體人權
一、問題的提出
和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聯合國憲章》開篇即言：“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zhàn)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并為達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197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為各社會共享和平生活做好準備的宣言》，在國際上第一次將合平權作為一項權利加以規(guī)定。該宣言“重申個人、國家和全人類享有和平生活的權利”。宣言還規(guī)定：“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人，不分種族、良心、語言或性別，均享有過和平生活的固有權利。尊重此項權利，正如尊重其他人權一樣，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所在和一切國家(不論大國還是小國)在一切領域獲得進展的必要條件。”①和平權是世界每個公民所享有的其他基本權利的基礎。和平權一旦失去，無論是政治權利還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都將是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國際格局和世界形勢一日千里。隨著科技發(fā)展速度的急劇加快，國際社會傳統(tǒng)與現代、民族與種族以及宗教信仰與價值觀之間的沖突日趨激烈，人類和平權的維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傳統(tǒng)意義上的和平權解釋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呈現捉襟見肘的尷尬。面對著復雜的世界及周邊形勢，國家安全成為我國國內著重關注的問題，業(yè)已納入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規(guī)劃之中。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首次會議標志著該機構開始正式運轉。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新的《國家安全法》，為國家安全工作提供規(guī)范依據。然而，保障國家安全與公民和平權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仍亟待解決，如面對新的形勢，和平權仍舊單純理解為國際集體人權是否合理，面對社會變遷，和平權內涵該如何回應公民和平訴求等。
二、和平權保障面臨的新形勢
“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其基本含義雖然沒有改變，但世界形勢可謂風云變幻。無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還是我國周邊、國內穩(wěn)定形勢都在傳統(tǒng)與現代的交織中不斷產生新的問題，如烏克蘭危機、“伊斯蘭國”(ISIS)、緬甸形勢以及由于外界勢力干預而喧囂塵上的南海問題等等。金融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文化安全以及環(huán)境安全、核安全等新領域的安全形勢及其重要性隨著錯綜復雜因素的醞釀而凸顯。眾所周知，一國的安定不僅決定于內部經濟發(fā)展水平、民主制度和治理能力，同時外部世界穩(wěn)定狀況以及處理外交的能力等因素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公民和平權的保障因國內外雙重因素的制約呈現出不同樣態(tài)。
首先，我國的安全形勢及和平權面臨的挑戰(zhàn)是研究和平權的關鍵。2015年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zhàn)略》(以下稱2015國防白皮書)在描述國家安全形勢時談及：“中國仍然面臨多元復雜的安全威脅，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戰(zhàn)逐步增多，生存安全問題和發(fā)展安全問題、傳統(tǒng)安全威脅和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維護國家統(tǒng)一、維護領土完整、維護發(fā)展利益的任務艱巨繁重”②。
目前來看，我國國家安全形勢主要有以下問題：第一，南海局勢由于外界介入愈發(fā)敏感。南海問題的本質是：“外國對中國南海主權利益的侵占”，另外“日印已插足南海問題，美正在深化其軍事存在而東盟諸國海軍建設一直在進行——這一切最終均是對中國崛起的反應，試圖通過權力平衡維護南海安全”。③少數國家仍舊用傳統(tǒng)霸權主義思維來衡量中國的發(fā)展，試圖制造周邊緊張局勢牽制中國的意圖昭然若揭。第二，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相互交織。“藏獨”、“東突”問題仍舊沒有得到解決，其勢力在外界力量的支持下制造了一系列危害國內和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暴力沖突及事件。第三，網絡信息空間主權面臨挑戰(zhàn)。我國互聯網發(fā)展迅速，且成為重要的國家基礎設施，但網絡安全形勢總體不容樂觀，“斯諾登事件”也是對中國的網絡信息安全保護的警告。第四，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面臨新形勢。2014年3月，臺灣地區(qū)發(fā)生所謂的“太陽花”學運，發(fā)起占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事件，矛頭直指《兩岸服務貿易協(xié)議》。香港亦不太平，2014年9月以來發(fā)生“占領中環(huán)”等非法集會，以此要挾中央和特區(qū)政府。
其次，世界安全局勢正在或已經發(fā)生改變：恐怖主義勢力大肆擴張、日本右翼勢力抬頭且欲修改“和平憲法”、烏克蘭危機背后東歐和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蔓延等等。2015國防白皮書關于國際局勢描述如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將有新的發(fā)展，各種國際力量圍繞權力和權益再分配的斗爭趨于激烈，恐怖主義活動日益活躍，民族宗教矛盾、邊界領土爭端等熱點復雜多變，小戰(zhàn)不斷、沖突不止、危機頻發(fā)仍是一些地區(qū)的常態(tài)，世界依然面臨現實和潛在的局部戰(zhàn)爭威脅”。以上最值得關注的便是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頭，日本右翼面對殖民侵略、慰安婦等問題從未作出正面表態(tài)。安倍政權積極謀求軍事大國地位，在世界各地表現日本軍事存在，在國內謀求修改和平憲法，試圖通過修改安保法案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這一系列動作都應引起包括周邊國家在內的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警惕。
三、新形勢下作為人權的和平權內涵
和平權，又可謂和平與安全權④，從字面來看是“和平”與“權利”的結合。和平權與和平安全權的區(qū)別，主要表現在“和平”與“和平安全”之內涵差異，且關涉和平權的實質內容。和平權作為一種規(guī)范意義上的集體人權在西方社會廣受質疑，認為人權主體只能是個人⑤。但1981年非洲統(tǒng)一組織通過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已經明確規(guī)定：“一切民族均有權享受國內和國際的和平與安全”。198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人民享有和平權利宣言》再一次宣布：“全球人民均享受和平的神圣權利。”由此，和平權含義可以概括為每個人都有享受和平的權利。
(一)“第三代人權”意義下的和平權：國際集體人權
所謂“第三代人權”問題主要淵源于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法律顧問卡雷爾·瓦薩克根據不同的歷史階段提出的“三代人權”理論。主要包括：第一代消極權利、第二代積極權利和第三代連帶權利。所謂的連帶權利，主要是人權的主體擴展為集體。其背景主要是“二戰(zhàn)”后民族解放運動積極要求實現的例如民族自決權、發(fā)展權、和平權、環(huán)境權等權利訴求。因上述人權涉及人類生存與發(fā)展所面對的共同問題故稱之為連帶權利⑥。集體人權較之個人權利而言，最鮮明的特色乃是其權利擁有和行使主體是國家、民族及人類共同體等。通常認為，和平權作為國際集體人權，其擁有主體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備受西方國家質疑的便是集體人權的“集體”屬性與“人權”理念之矛盾，也即“人權把人定義為個人，并且賦予個人要求高于社會及其他社會集體的合理優(yōu)先性。”⑦該質疑固然有西方社會強調個人主義之嫌疑，但不可否認，它已直指集體人權的關鍵“軟肋”所在，而對于和平權而言尤甚。李步云教授直陳：“在人權的價值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接受的當今世界，……人們將和平與安全提升到人權的高度，如果作為一個人類追求的目標或者作為國際社會的政策或策略，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作為一項法律權利，和平與安全的定義、權利的內容和相應的義務等等都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⑧
和平權的集體人權性質因為國際文本的規(guī)定，以及國際社會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努力已成為國際共識。但是，單純強調其“國際集體”的性質并不能很好的對該權利做出保護。從把和平權最早用文本形式固定下來的非洲國家來看，其保護力度與效果不容樂觀，慘烈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則發(fā)生在和平權被明確規(guī)定的十幾年之后。雖然我們不能把和平權沒有踐行的現象歸因于其集體人權屬性以及難以轉化為公民權利之弊端，但是，我們也很難否認該因素所起的作用。
(二)“二元層面”和平權含義之擴張
和平權屬于“第三代人權”和國際集體人權范疇，應當具有并承繼“第一、二代人權”的性質，尤其是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方面⑨。單純強調和平權的國際集體人權屬性對于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的界定以及主體責任的履行皆不利。筆者認為，和平權的權利屬性應當重新建構：在還原和平權之個人權利屬性基礎上，從國際和國內、集體人權與個人人權兩個層面建構其內涵。另外，立足于當下的法治環(huán)境和法律文本，將和平權與安全權在國際與國內雙層話語體系中融為一體性的“和平安全權”實有必要。
首先，和平權具有國際人權與國內人權雙重屬性。目前對和平權的定義多由聯合國或區(qū)際組織(如非洲統(tǒng)一組織)作出，一般將其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政策目標加以規(guī)定，其效力可見一斑。作為人權之一種，和平權不僅僅是國際人權還應當具有國內權利屬性。從國家性質而言，無論是西方社會普遍認可的社會契約，還是馬克思所言作為階級統(tǒng)治工具，都必須首先保障人民或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洛克曾言，即使在一人專制的國家人們之所以把統(tǒng)治權放在一個人手中，“只是為了公眾的福利和安全”，人類將各自權利交給社會、立法機關時，其動機也只是“出于個人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他的自由和財產”⑩。國家作為人權保護的義務主體無可爭辯，和平權也不例外。從國內層面出發(fā)，民族沖突、種族沖突、恐怖主義等，都對國家安全與人民的和平安全權造成雙重威脅。另外，《國家安全法》規(guī)定，國家在保衛(wèi)大眾安全過程中，有侵害公民個人權利、利益之虞時，個人有向國家要求補償之權利。因此，和平權的國際人權和國內人權雙重屬性在法理層面與規(guī)范層面皆得到肯定。
其次，和平權具有集體人權與個人權利雙重屬性。和平權的集體人權屬性已為學界通說，其“實現方式需要也能夠通過國際社會的強制手段來達到”?。但是，和平權的集體人權屬性并不能否定其個人權利層面的因素。從個人角度出發(fā)，人權的主體限定為個人?，雖有偏頗但也道出了人權最根本的價值，即保障個人生命、財產自由。馬克思宣稱：“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fā)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杰克·唐納利也認為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和諧解決“通常在實踐上，……也許是可能的”，且對權利保護來講“是最好的”?。
再次，和平權應兼具“和平”與“安全”兩層含義。和平權的具體內容多有爭議，且“和平”字眼本身具有相對性、抽象性。權利內容的擴張雖不能使權利具體化得以實現，但是這也不能作為反對權利從抽象走向具體的理由。有學者認為和平權含義已經模糊，如若把更為復雜的“安全權”?納入其中，其定位則難上加難。筆者深以為然，但作為權利出現的“安全”完全可以納入和平權的范疇，或者說和平權兼具和平與安全雙重含義，只是國際與國內、集體與個人的面向不同。
國際上主流的安全權主要包括人身安全權和和平安全權。?也即，一方面安全權涉及人身，與生命權和人身權的主要內容重合；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和平權的屬性。有學者指出：“安全權本身并不具有完全超脫的獨立性，由于安全指涉的外延足夠寬廣，安全權必須以具體的利益作為保護客體，并且落實到具體的保護對象上”。?筆者認為，前者所謂的安全權的內涵是生命權與人身權的重要內容之一，將之獨立出來會使人身權、生命權的內容殘缺，故無獨立出人身安全權之必要。后者具有個人與集體雙重性質，與和平權屬性與內涵基本一致。廣義的和平權如果不把安全權納入其中，不但和平權內部體系不健全，也未免降低該權利的可救濟性程度。
?。徬蚝?，法學博士,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朱軍，東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倮畈皆疲骸墩撊藱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頁。
②2015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zhàn)略》，載中國日報網。
?、跜hris Rahman and Martin Tsamenyi，A 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and Naval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41，No.4，2010，p.329.轉引自曾勇：《國外南海問題研究述評》，載《現代國際關系》，2012年第6期。
?、軓暮推脚c安全權的角度來說明和平權的內涵是由李步云教授提出來，目前已成學界的通說，其主要內容也多為在集體人權章下加以論述。參見李步云：《人權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39頁；熊萬鵬：《人權的哲學基礎》，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37頁；劉茂林、楊貴生、秦小建：《中國憲法權利體系的完善：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參照》，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頁等。也有學者指出：“相對于和平，安全的界定更加復雜，和平也可包含在安全之中，把安全與和平并列本身就存在語法問題。因此，所謂安全權的權利指向必定會過于龐雜、失之過寬。”參見杜學文：《作為人權的和平權》，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⑤參見廣州大學人權理論研究課題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論綱》，載《法學研究》，2015第2期。
?、迏⒁姽罆煟骸斗ɡ韺W精義》，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118頁。
?、撸勖溃萁芸?middot;唐納利：《普遍人權的理論與實踐》，王浦劬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頁。
?、嗬畈皆疲骸度藱喾▽W》，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頁。
?、釁⒁姸艑W文：《試析和平權之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兼評人權之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載《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第4期。
⑩［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80頁。
?李步云：《論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4年第6期。
?參見張文顯：《論人權的主體與主體的人權》，載《中國法學》，1991年第5期。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頁。
?同注⑦，第181頁。
?關于安全權的具體內涵至今鮮有說明，但學者提出一系列所謂“部門安全權”，如：生命安全權、人身安全權、職業(yè)安全權、消費者安全權、食品安全權、弱者安全權、環(huán)境安全權等。參見韋以明：《“生命權”、“生命安全權”、“生命健康權”誰宜入憲——“非典”現象中的生命觀透視》，載《政法論壇》2003第6期；沈志民、葛自丹：《公民人身安全權的政府保障機制研究》，載《湖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馮艷軍：《論職業(yè)安全的法益拓展與保障之強化》，載《學習與探索》2011年第1期；廖善康：《電子商務中消費者安全權的保護研究》，載《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涂永前：《食品安全的國際規(guī)制與法律保障》，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4期；郭捷：《論勞動者職業(yè)安全權及其法律保護》，載《法學家》2007年第2期；陳開琦：《論公民海洋環(huán)境安全權——由渤海灣漏油事故引發(fā)的思考》，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等。
?參見徐顯明主編：《國際人權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張洪波：《作為人權的安全權：比較、內涵與規(guī)律》，載《南京社會科學》2013年第5期。
Abstract：It is difficult to interpret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right to peace properly，when facing the increasing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ecurity situation.A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human rights”，for lack of the key element of the right to peace with the intensive 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human rights，the right to peace does not highlight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peace.It is imperative to build the right to peace system of a Multi-layer and dual meaning，which includ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the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rights and “peace” and “safety”.
(責任編輯 葉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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