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羅爾斯在《萬民法》中闡述的人權觀幾乎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權理念繞不開的理論。他的人權觀在道德權利的推理中可能導向現(xiàn)實的烏托邦，在實踐權利的邏輯下可能導向擴張主義。擴張主義是諸社會不情愿接受的一種結果，但具有現(xiàn)實的可能性。擴張主義的產生既有人權觀內在張力的作用，表現(xiàn)為道德上人權的認同度、中立性及相互尊重在政治性上的不合理運用，在現(xiàn)實依據(jù)上是人權在域內和域外社會的地位的變化以及缺乏維護人權的實質性懲戒;又有作為達成人權一致性的寬容原則本身的難度以及寬容的限度所產生的彈性空間。分析表明擴張主義是延伸自由主義正義原則的范圍并維系自由主義主導性的一種手段，在理論和現(xiàn)實中都可以找到證成的依據(jù)。
關鍵詞：羅爾斯 正義 人權 寬容 擴張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軍事干預和征服作為控制一國的手段越來越受到質疑，主要霸權國家轉換策略，通過訴諸文化為其新的掠奪提供合理性證明，一種具有普遍主義意義的政治理論便上升為必要的、合宜的，這個理論就是人權理論。特別是《世界人權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等一系列國際人權規(guī)范性文件的頒行，更是推動了人權理論在諸國法律制度中的采用以及人權在國際部分問題的調節(jié)中作為道德依據(jù)。數(shù)十年的歷史進程證明：人權的適用范圍在擴展、調解程度在深化，而今，沒有哪個國家會公開宣稱人權與本國政治理論及實踐毫不相關。此外，人權作為國家間共同認可的工具正在推動部分國家聯(lián)合其他國家構建維護人權的陣地，這促使國際關系產生新的分化組合其中在理論方面，羅爾斯的《萬民法》闡釋了基于人權構建一種長期公平合作的萬民社會(the Society of Peoples)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國家間不同的政治傳統(tǒng)和文化模式，以個體權利為主要內容的《宣言》和《萬民法》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其中主要是個體權利與集體權利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國家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解釋之差異，以及不同國家對于人權的內容和標準所表達的立場和態(tài)度帶來的國際社會對該國的判斷和采取的行動之差異。特別是在《萬民法》中，羅爾斯對人權功能的解釋在不同類型的國家之間可產生不同的效用，這種差異既可能成為推動寬容的依據(jù)，也可能成為推行擴張的理由。
一、人權觀的功能及理想進路
羅爾斯在《萬民法》中闡述的人權觀幾乎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權理念繞不開的理論。在羅爾斯的人權理論中，《萬民法》是備受爭議的一部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他不僅試圖推動人權理論從域內社會（domestic society）在作出一定讓步后適用于國際社會，還促使人權實踐可能在道德理由的推動下走向迴然不同的結果。究其緣由，是因為人權具有兩種功能：作為一種確定的理念，明確人權的概念、清單和限定對于判斷一個國家的民主發(fā)展程度、適用主體及其范圍具有積極意義；作為一種實踐行為，人權在發(fā)展階段發(fā)展程度、政治體制、宗教觀念互有差異的國家中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理念與實踐的不一致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一種是某些國家以人權作為道德判斷的標尺對其他國家進行評價，并以人權相關的道德理由為其擴張?zhí)峁┺q護，可能但并不一定產生人權高于主權的意識；另一種是某些國家以人權作為國家主權的權利基礎，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名義下遏制其他國家意圖擴張的野心，并為其人權發(fā)展結果提供道德理由。
基于人權的兩種功能，人權可以在道德理由中發(fā)揮兩種作用：其一是作為道德權利即人之為人而具有的權利，這也是傳統(tǒng)人權觀的核心內容。羅爾斯以正當程序作為人權之普世性的基礎，而非以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人權觀為基礎，只是這種程序方法相較于道德要求顯得薄弱。同時，羅爾斯關注人權在正義環(huán)境中所發(fā)揮的功能，以一種弱的道義立場區(qū)別于功利主義人權觀對于“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這一結果論傾向以及賦予人權過強的道德普遍性?？贫鳎↗ean L. Cohen）沿用其觀點并強調：“傳統(tǒng)方法將人權定義為所有個人因其為人而擁有的道德權利。因此，人權是普遍的，具有不受限制的效力，對所有個人和社會都有約束力，無論他們的宗教、傳統(tǒng)或文化如何。人權被認為是道德權利中最重要的權利——表達了特別有價值的基本善或利益，特別是所有人類都有的重要的道德關切。……事實上，人權是為了保護人類的基本和普遍特征不被濫用。”這種道德權利至少滿足兩個條件：“（1）所有人都擁有；（2）能夠為秩序良好的社會對嚴重和廣泛侵犯該權利的社會進行有力干預提供一個可商的或權宜的理由。”道德權利指明，人權之所以被認為具有普遍意義，在于它能夠跨越國界，超越各種合理且多元的哲學、宗教、道德學說表達對人的尊重，保護人之為人的基本和共同的權利，具有平等和不可剝奪的性質。其二是作為實踐權利，即對現(xiàn)實世界的國家主權的限制性權利。與《宣言》規(guī)定的人權不同，羅爾斯基于合理多元論的現(xiàn)實，認為整全性的哲學、宗教道德學說均有可能提供關于人權存在之合理性的證明，但這些都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因而應進行限定，以政治正義觀念作為次優(yōu)方案，將人權的標準限定在憲法根本與基本正義問題上，方有可能在公共理性和重疊共識的程序方案下達成共識。羅爾斯為適應限制國家主權權力、拒斥國家傳統(tǒng)的戰(zhàn)爭權和不受制約的內部自主權的發(fā)展需要，區(qū)別具有西方特征的人權內容而采取了“薄的”（thin）人權理論，這可以盡可能增加遵循和平和正義原則的萬民社會成員，為寬容正派社會（decent society）、免除外在干預提供公共理由，滿足人民間相互尊重和平等地位的需要，畢竟萬民社會是國家間的良序社會（virtuous society）而非一個國家。作為羅爾斯人權觀的批評者，拉茲（Joseph Raz）首先認肯羅爾斯并未將人權作為國家主權唯一的道德限制是正確的觀點，然后通過兩項主張回應羅爾斯的人權觀：第一，人權是限制國家主權的權利，因為對人權的實際或預期侵犯是在國際舞臺上對侵犯者采取行動的（可廢止的）理由。第二，“人權是那些使限制主權的措施在道德上合理的權利。當國際法將一些從道德上講不是權利的東西，或者一些遭到侵犯也不構成對一個國家采取國際行動的正當理由的權利承認為人權時，以及當國際法不承認侵犯權利能夠在道德上為主權限制措施的合法性提供正當理由時，它就犯了錯誤”。實踐權利使羅爾斯的人權觀遭受諸多質疑，既是因為它未能與現(xiàn)實存在的國際人權文件相一致，也是因為它在理論基礎上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基礎——代表主體是人民而非個人，同時還排除了非組織有序社會獲得原初參與地位的立場。
在《萬民法》中，羅爾斯為人民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他所謂的“現(xiàn)實的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理念，其目的是希望那些人權得到承認并受到保護的不同類型的社會能夠協(xié)調達成進入萬民社會的愿景，雖然不是所有類型的社會都可以成為萬民社會中遵規(guī)盡責的成員。關于人權觀的分析主要是為達成自由人民（liberal peoples）間的重疊共識和自由人民與正派人民（decent peoples）間的重疊共識而提供的一種分析工具。羅爾斯考察了自由人民間已經成為傳統(tǒng)的八項原則。實際上，這八項原則是自由人民的傳統(tǒng)的外交原則在萬民社會的擴展。這八項原則為：“1.各人民是自由且獨立的，并且它們的自由獨立將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2.各人民要遵守協(xié)議和承諾。3.各人民是平等的，它們必須是那些約束它們的協(xié)議的訂約方。4.各人民要遵守互不干涉的義務。5.各人民有自衛(wèi)權但無基于自衛(wèi)之外的理由發(fā)動戰(zhàn)爭的權利。6.各人民都要尊重人權。7.各人民在戰(zhàn)爭中要遵守對戰(zhàn)爭行為設立的特定限制。8.各人民對那些生活在不利狀況中因此無法擁有一個正義或正派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其他人民負有一種援助的責任。”從內容上看，這八項原則是《宣言》所規(guī)定的共同標準的較大幅度的刪選，是羅爾斯出于自由社會的傳統(tǒng)所歸納的具體權利；從形式上看，這八項原則可以具有一定優(yōu)先次序。它們主要表達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強調人民在萬民社會中的獨立與平等的地位,反映了“原初狀態(tài)”中自由人民與正派人民的地位的對等和公正，所進行的選擇是具備正當性、合法性以及可執(zhí)行性的，主要體現(xiàn)在原則第1、2、3條；另一方面，強調人民在萬民社會中對待其他人民應當采取的方式，反映了長期公平合作的社會系統(tǒng)應當如何運行以尊重不同人民和社會的共存，以及為增進安全可以采取的手段和限定規(guī)則，主要體現(xiàn)在原則余下5條。將八項人權原則進行兩方面的優(yōu)先次序劃分有兩種依據(jù)：其一是根據(jù)人民的含義之差異當人民指代國家或共同體時，我們認為適用的原則強于人民的普遍文化意義；其二是根據(jù)原則之間的關系，前3項原則通常在第一個原初狀態(tài)中達成，后5項原則可以在第二個原初狀態(tài)中達成，并且后5項原則可以是前3項原則延伸的結果，如自由平等的人民達成協(xié)議和承諾通過人權和義務體現(xiàn)，而如果人權和義務的改變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協(xié)議和承諾，就提供了采取某種行為或中斷該協(xié)議的理由。
依此優(yōu)先次序劃分，人權可以理解為實現(xiàn)各人民關于平等之共識的機會，特別是在第二個原初狀態(tài)中，自由人民的傳統(tǒng)使其進一步思考達成合作的重疊共識，并且為擴展其傳統(tǒng)原則反思可以使非自由社會接受自由人民思考的關于達成各人民平等相待的合作機會。然而，作為一種原則性判斷，人權觀可能面臨相互競爭的幾項道德原則，但因其立于理論與現(xiàn)實的結合地帶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即它意味著自由人民對于域內社會中個體的尊重，以及尊重正派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子集，同時兼顧正派社會所享有的合法政治權利以及不只有自由民主社會才是合法政府的政治判斷。“人權在所有裁決中都是普遍存在和長期相關的，但并不一定具有優(yōu)越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有的多種法律淵源是對話而非對立的，所有法律淵源都是為了實現(xiàn)盡可能好的結果而合作。人權是一個基本的考慮因素，但不是一個自動壓倒所有其他適用規(guī)則的因素。” 具體而言，羅爾斯設想的人權清單至少應包含：“生命權（獲得生存的手段和安全的權利）；自由權（免于成為奴隸、農奴和強制勞動的自由權利，以及一種程度上足夠的良心自由權，以確保信仰和思想自由）；財產（個人財產）權；以及由自然正義規(guī)則所表達的形式平等（比如說，相似的情況應相似處理）。”這些人權內容本質上是自由主義已經實現(xiàn)的，但在其他社會尚未確立，至少是未能充分保障的，因而這些人權與自由主義的人權是可以相融的。但在相融的條件中，非自由社會的成員還應享有在社會關系條件下維系生存所必需的權利類別：“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萬民法中的人權表達的是至關緊要權利（urgent rights）中的一個特殊類別，如免于淪為奴隸或農奴的自由，良心自由（但不是平等的良心自由），少數(shù)族群免于被屠殺和種族滅絕的安全保障。”
盡管在兩個原初狀態(tài)（Two Original Positions）中不同類型的人民所需要的權利清單存在差異，但羅爾斯的意圖是明確的，即以兩個原初狀態(tài)的思想實驗構建自由人民和正派人民的平等地位，以及達成人權觀之一致性的正義環(huán)境。在“作為代表模型的原初狀態(tài)”中，羅爾斯確立了自由人民間的自由、獨立與平等地位。在這種原初狀態(tài)中，合乎情理的公民代表將依據(jù)恰當?shù)睦碛桑磁懦杂缮鐣g多元且合理的整全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s）可能引起的分歧，為自由人民間達成公共認可的政治性正義觀念形成一個重疊共識。如果要形成這種重疊共識的政治正義概念，必要的假定和條件就是“將人們的整全性學說置于無知之幕之后，可使我們發(fā)現(xiàn)一種可以成為重疊共識焦點的政治性正義觀，因此它就能在一個存在著合乎情理的多元論的事實的社會中成為一種辯護的公共基礎”。
在“作為代表模型的第二個原初狀態(tài)” 中，自由人民的代表既要將域內社會中的公民視為自由平等的，還要設想萬民社會中的其他人民也是自由平等的諸人民，避免脅迫其他人民服從以及避免被其他人民較低的正義觀所強迫。需注意，萬民社會允許不平等的存在，這種不平等是為消除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相對力量的強弱等信息以確保原初狀態(tài)的平等而設的，以及確定共同利益的政治正義觀念是由第一個原初狀態(tài)達成的共同標準提供的。這需要正義觀在兩方面滿足合理性標準：第一，滿足合理多元論的需要，尊重其他人民“應當承認其不同的歷史和發(fā)展階段所產生的差異，特別是道德能力、道德義務和責任方面的差距。第二，理論上的平等地位公平地運用于正派等級制社會（decent hierarchical society），并體現(xiàn)自由社會對諸社會人民寬容的程度。它源于這一合理的推理：“平等以自由和獨立為前提，而自由和獨立不以平等為前提。……人民之間的和平需要很大程度的相互寬容，如果寬容是從權利的角度考慮的，那么人民將被視為平等地享有被寬容的權利。在這里，無論他們的權力或財富如何，人們都必須被認為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平等的。”正是由于第二個原初狀態(tài)，自由人民的代表認識到尊重和寬容諸社會的人民、視正派社會為萬民社會中遵規(guī)盡責的平等參與者，需要尊重人權。尊重人權不僅表現(xiàn)為一種正義原則，幫助諸社會的代表理解其立場和結果，還表現(xiàn)為一種寬容的標準使代表認識到符合何種標準才能被寬容、達到何種標準才能被容忍，并且自由社會只是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政府的一種，不必然要求其他社會效仿或接近它。
按照羅爾斯的理論構想，達成一致的合乎情理的政治正義觀念將會得到萬民社會的支持和擁護，并且自由與正派人民之間通常是不會發(fā)生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的對象通常是既不承認萬民法也不尊重人權的非法國家（outlaw states），援助義務通常是針對那些因其歷史、社會和經濟狀況而負擔沉重的社會。羅爾斯指出，這四種社會，的劃分并不是絕對的：自由社會可能會墮落為非法國家，當其違反自衛(wèi)權而追求經濟利益或為獲取資源而開戰(zhàn)時；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也有可能遭遇社會和經濟等問題而轉變?yōu)樨摀林氐纳鐣?；非法國家和負擔沉重的社會在經過變革、符合一種合乎情理的正義觀念時也可以轉變?yōu)檎缮鐣取Ｒ簿褪钦f,羅爾斯在理想理論狀態(tài)下試圖限制戰(zhàn)爭發(fā)生的可能性,國際法“傾向于將國家的戰(zhàn)爭權限制在各種自衛(wèi)（以及為了集體安全利益而戰(zhàn)）的情形，并且也傾向于限制國家對內的統(tǒng)治權。人權的角色很明顯地與后面的一種變化是緊密聯(lián)系著的，并作為為政府對內的統(tǒng)治權提供適當定義或施加限制的努力的一部分”。羅爾斯還試圖對發(fā)動戰(zhàn)爭的合理理由進行限定，使自衛(wèi)權的適用不僅需要獲得一國域內社會的正當性證明，還需要符合因保護人權而進行自衛(wèi)的萬民法原則。因而，在萬民社會中，盡管自由人民扮演主要角色，但是要尊重正派人民對于人權的認可度，寬容存有差異的多元合理的正義觀念和生活方式，容忍正派社會某些較低的正義觀念以調和原不太可能調和的道德價值。正派人民要依其域內社會的法律體系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并且這一法律體系是符合共同善的正義理念的。
羅爾斯人權觀的出發(fā)點和目的均為促成一種公平合作的社會聯(lián)合體系。他的理想理論錨定證明，在公平環(huán)境中諸社會就正義概念可以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并且可以提供合理的理由勸誡自由人民寬容正派人民的較低層次的人權觀，同時排斥那些連基本共識都達不到的非組織有序的社會。人權以三種優(yōu)勢成為選擇方案：第一，人權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可視為一項中立標準，以一套可補充的權利清單或權利體系為形式。第二，社會合作系統(tǒng)為自由人民與正派人民之間“各種形式的合作性聯(lián)合”創(chuàng)造一種公正的條件、合理的慎思和平衡的空間，以一種對等或公平的方式確認諸人民享有的權利和義務，進而去履行應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將那些被稱為人權的東西視為任何形式的社會合作的必要條件。最后也最為重要的是，人權理論具有相應的穩(wěn)定性和適應性，能夠在不同社會環(huán)境中以不同的形式滿足共同認可的政治觀念，即使遭遇各種條件致使社會類型發(fā)生更迭，只要人權的理念仍保持相應程度，依然可視其為萬民社會之成員。簡言之，如果正派人民朝著更加自由的方向發(fā)展，那么正派社會可接受的人權清單可能會擴大；如果自由人民在與正派等級制社會的接觸中對其以群體為基礎的人權理念表示默許或支持態(tài)度，那么自由社會可接受的人權清單可能會縮減。不論正派人民與自由人民在溝通接觸中對對方的人權理念的態(tài)度如何變化，至少在可協(xié)調的萬民社會層面人權清單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只是在理想預期上，正派人民向自由人民學習并接受擴大自由范圍的人權清單更符合萬民社會的發(fā)展需要。
二、作為實踐權利之可能結果的擴張主義
羅爾斯的人權觀在道德權利的分析進路中描述了通向現(xiàn)實的烏托邦的愿景，在方法論上采取妥協(xié)的方式，以部分地降格自由主義正義概念為代價換取共同認可的公共標準。然而在實踐權利的分析進路中，這樣的人權觀可能導致擴張主義的結果：在道德原由方面，基于道德權利的分析至少在三方面可以視為無原則的讓步；在現(xiàn)實依據(jù)方面，基于實踐權利的功能不僅會使出于人權的干預和介人的合理理由流于形式，還會因調和過程的時間線拉長、調和結果的不盡如人意而被指責為對國家主權的傷害。簡言之，實踐權利的分析表明，尊重人權可能比互不干涉義務具有更強的話語力量，進而使道德權利的烏托邦愿景在人權的擴張主義屬性下被運用于有損和平和正義的行動中，產生有悖于該愿景的相反結果。
具體而言，道德原由方面的反駁意見包括如下內容：其一是人權的認同度。羅爾斯認為基于合理多元論的事實，差異的社會就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話語有達成重疊共識的可能性，這個話語就是人權。然而從權利基礎出發(fā)，人權的道德判斷并不具備足夠的合法性。其二是人權的中立性。羅爾斯從道德意義上論證人權中立性的可信度，在權利意義上并不能獲得足夠的權威聲稱對這種中立性的肯認。其三是人權的主體是能夠承擔道德義務和責任的具體的人。由原初狀態(tài)達成的人權內容即使能夠滿足抽象的人民的道德性和文化性，但是對于集體和個人之間存在的制度性的基本不平等并不能提供權利的恰當尊重?？傊?，在道德性方面合理的人權并不能證明政治性方面的人權具有合法性、權威性和正當性，因為在政治性的理論和實踐方面，人權可能扮演一種替代性的角色，即擴張主義。
對于人權的認同，域外社會（foreign society）比域內社會不僅更有可能達成寬容的道德判斷，還能提供更強的合法性證明。羅爾斯認為人權與域內社會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對于域內社會的主權權力的約束也更強。然而，從原初立場的選擇、寬容的限度和正當?shù)淖鹬厝矫婵?，人權與域外社會的關聯(lián)更高且更能體現(xiàn)干預的合法性。從原初立場的選擇看，人權是判斷是否符合萬民社會之成員的標準，依托萬民社會的正義原則被引人而成為共同的道德判斷，易言之，人權清單是從域外社會之間的共識得出的，是萬民社會需要遵守的外部標準。從寬容的限度看，人權清單能否達成共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萬民社會在達成共同善的正義理念時所確定的寬容的標準并按照寬容原則的限度行事。從正當?shù)淖鹬乜矗?ldquo;就自由人民和正派人民之間的相互尊重而言，一個共同的人權清單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自由社會根據(jù)它們對互惠、合理和公平的基本承諾，按照它們的最佳判斷行事。如果正派人民符合自由人民的寬容標準，那是好的。如果自由人民也同樣符合正派人民的容忍標準，那也是好的”。因而可以說，正派社會在道德基礎和政治基礎兩方面分享基本人權帶來的尊重，這種尊重是由于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在“道德遷就”（moral accommodation）的條件下達成確定的權利標準而獲得的，并在萬民社會的行動中得以擴展和深化?？偠灾藱嘣谌f民社會的成員之間以有限的相互寬容（或容忍）達成一致意見，進而在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口號之下達成聯(lián)合行動，通過經濟、外交甚至軍事干預的方式迫使非法國家接受人權的限制。不僅如此，“萬民社會需要在萬民法下發(fā)展出新的制度和實踐去限制非法國家(當他們出現(xiàn)時)。在這種新的實踐中，應該有對人權的促進：這應該是所有正義和正派政體外交政策的一個確定不移的關注點”。萬民社會的“長遠目標是最終使所有社會都尊崇萬民法，并成為組織有序的人民所組成的社會中充分遵規(guī)盡責的成員，并因此使得人權得到普遍的保障”。
人權在道德判斷上可視為具有中立性，但作為政治標準卻并非中立的，甚至道德上的中立性也值得懷疑。羅爾斯于1993 年主張：“對最低度正派的政體提出這兩項條件（一個共同善的正義觀念和維護法律的官員的真誠意愿）是要求過高的。人權，如果看作是來自這些條件的話，那么也就不能說它是自由主義或西方傳統(tǒng)所獨有的而將之拒絕。在此意義上，人權是在政治上中立的。”1999年，羅爾斯似乎已經放棄人權的中立性主張開始贊成托馬斯·博格關于人權并非中立的表達：“必須作出有利于等級社會或自由社會的選擇。沒有中立立場，沒有中間地帶。……雖然自由社會和非自由社會都接受社團（家庭、教會等）擁有權利主張,但僅自由社會而非非自由社會接受個人擁有權利主張，因此非自由社會的公民作為個人（個體）的代表擁有其代表理由，比自由社會的公民作為人民（社團）的代表擁有其代表理由更不公平。”事實上，羅爾斯關于原初狀態(tài)中人權的中立性設想本身就是非中立的：符合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作為第二原初狀態(tài)的給定內容，就已經表示達成一致的人權內容是有所偏向而非中立的；諸社會的理性的代表進行選擇和確定正義原則時，內含的一個條件是代表之間互相清楚其他社會的正義觀念，也就是清楚某個代表所代表的是自由還是正派社會，這又破壞了羅爾斯所設想的無知之幕的假定。
原初狀態(tài)中的理性代表是平等的，以及萬民社會的成員國家間也是對等的，但是域外社會中的對等并不等于域內社會內的平等。相反，萬民法所認可的正義原則允許域內社會存在基本的不平等，如正派社會內成員間存在人權的基本的不平等。萬民社會中人民因其社會類型具有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地位，個人享有內容不同、范圍不同的人權清單并承擔有差別的道德義務和責任。雖然人權可以基于原則授權于個人，但是并不平均分配于個人。在人權理論的外部維度下，“人權義務的承擔者可能是其他個人、政府官員、軍隊、非政府政治團體、國際組織，甚至是私人營利性公司。人權可以為各種行動提供理由：從不侵犯權利到建立制度的義務，從軍事干預到改變全球秩序。對這些問題，政治概念提供了深人的答案：人權被認為主要約束諸如國家或國際政治機構等政治組織”。易言之，政治體的合法性來自于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對于侵犯人權的國家是針對其國家機構采取譴責及經濟、外交或軍事干預行動，而具體權利的承擔者——個人可能作為評估集體人格特征的適用主體存在于政治話語中。從此意義分析，羅爾斯的人權概念既不完全具有道德性也不完全具有政治性的意義。貝茲（Charles Beitz）就認為羅爾斯為人權提供的辯護是沒有說服力的，他歸結為以國際社會的穩(wěn)定作為行為的動機去判斷那些侵犯人權的社會對于其他類型的社會是危險的，這種考慮本身就是不正義的，并且可能會作為主動干預的借口。“無論對干預怎么說，國際穩(wěn)定的戰(zhàn)略利益顯然與人權的道德地位無關。例如，人們享有免受酷刑的人權的原因似乎并不是酷刑政權對其他政權是危險的：盡管后一個事實（如果是事實的話）可能證明干預是正當?shù)?，但它并不意味著受酷刑者的道德狀況。”貝茲的意思應該是如果一個域內社會不具備擴張性但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自由和正派的社會沒有理由進行干預，因為其他社會的權利未受影響。但這顯然與羅爾斯的意思相違背。羅爾斯的本意可能是“雖然秩序良好的人民向非法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改變侵略和侵犯人權的方式始終是一個政治判斷問題，而且干預可能產生的后果也因情況而異，但在非法國家沒有侵略其他國家，而是‘僅僅’侵犯其控制領土內的人民的人權的情況下，仍然有干預的初步證據(jù)”。據(jù)此而言，萬民社會對于其他社會之人民所享有的人權的尊重可能僅僅停留在政治判斷中，實質是借助其他社會內部存在的關于人權的基本的不平等實施某種積極的干預。這種干預具有的唯一合理性是迫使其他社會承認人權的道德平等地位，并采取行動調整其域內存在的基本的不平等，但是這種以結果正義作為判斷依據(jù)的標準往往被擴張主義的過程所消解，因為擴張主義的過程較大概率不會產生穩(wěn)定的秩序和安全的環(huán)境，可能導致其他社會的政治進程陷于癱瘓。此外，即使干預最終成功顛覆其他社會的公共機構和政治體制，由于萬民社會的人權觀被強加于其他社會，無視該社會自身的發(fā)展階段、政治體制、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心理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其人權發(fā)展就算能夠達到萬民社會的預期也是存在極大疑慮和隱患的。
就擴張主義的現(xiàn)實依據(jù)而言，國際社會中的某些國家在其域內強調主權高于人權，但是在域外卻采取人權高于主權的宣傳策略，這意味著某些國家會采取積極的策略，基于自衛(wèi)權或以預防危險擴散等權利話語聯(lián)合干預、介人相關國家之間的沖突中。人權為其提供的理由之一是政治權力主體享有的自主性會使權利優(yōu)先于義務，只要某些社會中的多數(shù)決策成員主觀認定其安全受到另一些國家的威脅就可以采取所謂的合法借口。“像美國在冷戰(zhàn)中所做的那樣，通過形成單獨的聯(lián)盟，與一些秩序不良的社會對抗其他秩序不良的社會。針對秩序不良社會的新制度和新做法也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是，在戰(zhàn)爭或干預時期，秩序良好的社會可能會變得更像非法國家，可能會失去它們以前占據(jù)的一些道德制高點。”人權為其提供的理由之二是拒絕寬容非法國家。它產生兩個作用，其一是減弱互不干涉義務對于主權的約束，其二是為養(yǎng)戰(zhàn)備戰(zhàn)提供證明。非法國家因對人權的嚴重侵犯而遭受自由和正派社會施加的不寬容結果是沒有正當理由予以辯護的，而自由和正派社會在域內征兵并向域外輸出暴力是有正當理由予以證明的。也就是說，人權成為一種雙標話語，在為擴張主義之實提供“公共理由”并為其行動進行合理性證明的同時破除非法國家在其域內統(tǒng)治的合法性，消解該社會具體的權利主體本應享有的生命權等人權，最終的結果可能是人權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的持續(xù)貶低、非法國家的數(shù)量的增長以及自由和正派社會內部的分化。
就已經達成一致的人權清單而言，它僅僅是臨時性、非強制性的規(guī)范，在國際環(huán)境遭遇重大不利條件或諸多事件影響下，國際人權相關機構可能沒有實質性的懲罰措施以震懾侵犯人權的國家，導致人權的影響力可能被不同程度地無視乃至流于形式。羅爾斯提及的社會類型之間的更迭就會損害人權適用的主體范圍，即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均有可能墮落為非法國家或負擔沉重的社會。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如發(fā)生重大公共衛(wèi)生事件、大國爭霸或大國參與的局部戰(zhàn)爭、全球性經濟危機等，都會使人權的道德地位受挫，進而使國際人權問題降溫或讓位于其他問題。除此之外，人權可能受強權國家的驅使而淪為一種施加政治制裁的工具，例如，美國向全世界宣揚其人權時對違反其意志的中東地區(qū)進行人權理由的干預，并采取諸種政治手段對當?shù)厝嗣竦娜藱喾赶孪到y(tǒng)性侵犯的罪行。人權還可能發(fā)生形式與過程的分離，即僅僅保留名義上的人權，但操作過程卻存在抹消人權形式平等的做法，例如，英國法院盡管反對直接歧視，但對“間接歧視”卻提供合理性證明，難以為英國國民與其他國家國民特別是黑人給予同等權利待遇。為此，筆者認為，人權帶來的道德理由可能會被擴張主義所侵蝕，其動力應該是某些國家為塑造和維護有利于自身的“正義環(huán)境”而挑起或介人其他國家之間的爭端，通過道德性和政治性地貶損人權調節(jié)的適用邊界，以及掌控人權調節(jié)的實質性結果，就可以扭轉通過對話和參與調節(jié)的國際人權相關議題的進程，進而為擴張其利益、排斥其競爭者的利益提供便利條件。
三、人權中寬容的限度為擴張主義提供條件
獲得共同認可的八項原則之間存在的張力為擴張主義的施行提供一種原則上的可能性，不僅如此，寬容的限度所產生的彈性空間也為擴張主義創(chuàng)造一定條件。從寬容的限度進一步分析可以得出：在理想狀態(tài)下，一方面，寬容意味著尊重個體與集體價值觀之間的平等，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傳播自由主義基本人權的合法性；正派社會接受寬容的限度并確保這種合法性的穩(wěn)定以及遭遇質疑時得到強有力的辯護。另一方面，寬容基于不干涉正派社會的制度形式和生活方式等內容發(fā)揮作用，如果自由社會采取強制性的政治行動造成對正派社會的傷害，正派社會有自衛(wèi)權，也可以選擇退出。此外，“自由社會不必容忍那些不承認人權的國家，即非法國家。自由社會有很好的理由在這里限制容忍——非法國家具有侵略性和危險性；如果這些國家改變或被迫改變自己的方式，所有人都會更加安全。否則，非法國家會深深影響到權力和暴力的國際氣候（international climate of power and violence）”。前一種可以稱之為積極的寬容（positive toleration或 positive notion of toleration as recognition），后一種可以稱之為消極的容忍（negative toleration）。
在非理想狀態(tài)下，積極的寬容承認萬民社會中遵規(guī)盡責的正派社會是對等參與的成員，其域內社會滿足部分個體或集體擁有某些權利和義務，只是這種權利和義務更多被視為判斷社會是正派的而非非法的必要條件，并不突出強調個人的權利在規(guī)范和變革制度結構中的作用。易言之，得到自由社會認可的正派社會的合格的道德代理人，因其域內社會以群體或集體理念為指導而非以個人為主導，所以其社會內成員間能夠享有的人權子集存在基本的不平等。當其能夠持續(xù)滿足人權的基本原則時便可以被接納為萬民社會的合作成員，當其不尊重人民權利并侵犯人權時就要承擔自由社會為保護其人民而針對其政府的行動。消極的容忍指的是避免采取軍事、經濟或外交等政治行動迫使一個民族改變其生活方式。如果非自由社會尊重人權，那么消極的容忍就具有正當性；如果侵犯人權，非自由社會就不能回避來自自由社會的合法干預，無論是否得到該社會的同意，這種干預都具有政治和道德的正當性。
人權作為寬容的標準之一，在寬容的限度內并不要求必須具有客觀的內容，只是存在固定的人權清單可能增加合法性并減少干預，也可能會作為一種政治或哲學論證通過理性的主觀計算獲得合理性的支持。但是，羅爾斯采用的實用主義策略也可能起到反效果，促使寬容的濫用并造成組織有序的萬民社會的聯(lián)合主義趨于解構。因而可以說，擴張主義具有影響道德的能力，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既不能遵從公共善的正義原則，也不能尊重合理性的條件，這些是積極的寬容所不可或缺的，特別是，積極的寬容需要接受并始終保持具有差異的政治和道德意義的人權觀念的平衡。同理那些被寬容的社會會自覺地遵從正派的理念，接受被容忍的地位并保持自身合乎情理的人權子集嗎？此外，對于非法國家的干預會達到預期的目標，促成一個穩(wěn)定的尊重人權的社會秩序的建立嗎？羅爾斯的人權在消極的容忍方面呈現(xiàn)的是較弱的規(guī)范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人權在道德意義上比自由主義所認可的更容易扮演替代性的角色，在政治意義上也有更大可能改變寬容的需要轉向施行強權或與非法國家達成一致等。
自由和正派社會可能存在合理的宗教學說之間的巨大差異，對這種差異的相互寬容才能提供機會為結成萬民社會提供條件。但是，那些與自由社會之宗教信仰迴然不同的伊斯蘭社會可能不僅不會被自由社會所寬容或容忍，還有可能被其干預，部分原因是伊斯蘭教對于人權的解釋與基督教存在不易調和的分歧。羅爾斯設想的合乎情理的正派社會——卡贊尼斯坦（Kazanistan），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社會，它寬容并保護少數(shù)族群的宗教教義及公民權利。法德勒（Khaled Abou El Fadl）將伊斯蘭教承認的基本人權總結為五項：生命權、財產權、名譽權（即不受誹謗的權利）、繼承權（即婚姻、子女和保護以家庭命名的權利）和智力權利（即保持清醒、發(fā)展智力、閱讀和學習以及相信任何人想相信的東西的權利）。假設基督教學說和伊斯蘭教學說能夠調和出羅爾斯設想的具有公共善的正義觀念并確定極簡主義的人權清單，這種理性的成果能夠以一種平等或公正的關系在政治和道德兩方面實現(xiàn)寬容正派的人民的目標嗎？筆者認為是不太可能的。從自由社會的角度看，對卡贊尼斯坦的寬容并不一定是為了形成人權的共識，而是為了制定限制正派社會在域內施加合法性的條件，其動機可以歸結為兩個：其一，降低自由主義的人權內容的政治性，增加正派社會認同的可能性，向其域內社會的成員宣示自由主義的人權的道德性，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zhí)峁C會；其二，重視重疊共識的理念并不意味著要理解和尊重，而是在道德義務和責任、政府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之間建立一種人民名義的外部判斷標準，確定正派社會的人權的子集在寬容的限度內接受“合理審慎的反思”，進而為自由主義的擴張?zhí)峁┖侠硇宰C明。總之，人權作為解決寬容限度的話語，對于自由社會進行的擴張并不構成實質性的限制，因為自由社會的人權標準使自由人民居于優(yōu)勢地位且免于內部的制約，并且萬民法賦權自由社會對其他社會人民的人權或福祉負有責任。此外，人權為自由社會判斷非自由社會（潛在的正派社會）提供道德判斷的依據(jù)并可能成為表達干預進而實行擴張主義的公共理由。
假定寬容正派社會能夠得以實現(xiàn)以及萬民社會能夠協(xié)調完成，不能容忍的非法國家的存在也將為擴張主義留下空間。羅爾斯提出，為了萬民社會的和平和安全，“守法的社會——無論是自由的（和）還是等級的——與法外的擴張性政體最好也只能建立一種臨時協(xié)定（modnsviendi）”。其隱含的含義至少包含，為了維持萬民社會的長遠目標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一起使用達成共識的人權語言對非法國家進行干預不僅是合理的而且終將以勝利為結果，所達成的關于和平的臨時協(xié)定可能僅僅是某個階段的暫時性規(guī)范文件。支持這一干預的理由主要是基于寬容，即基本人權是所有社會制度認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最低標準，企圖踐踏、侵犯它們是最不可容忍的事件。在此意義上，人權扮演兩種角色：其一是作為萬民法的正當性原則，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援引此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和實踐方式，以政治性的語言譴責非法國家社會制度的殘酷以及對人權的侵犯，從而采取積極手段迫使非法國家服從萬民法的約束。盡管這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久而久之，組織有序的人民也許可以迫使法外政體改變他（它）們的統(tǒng)治；但僅僅是這種壓力很可能是無效的。還必須輔以其他措施，如堅決取消所有的軍事、經濟援助及其他合作；并且，組織有序的人民也不應允許法外政體作為合格的成員加入到他們互惠的合作實踐當中”。其二是作為寬容的合理性標準，對于法外政體傷害、奴役人民的行為有義務進行干預以糾正其錯誤，然而，盡管這種干預對擴張主義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并不適合萬民法的擴張性使用，因而需要實例證明不寬容的原則是恰當?shù)摹Ｗ杂缮鐣槠涓深A提供的理由是非法國家如果不轉變其制度結構會構成對本國人民和萬民社會的安全威脅，因而拒絕對非法國家采取寬容態(tài)度是為萬民社會的人權負責的結果。為避免來自非法國家的安全威脅，在名義上，自由社會為其干預進行解釋，這種解釋就是自由社會運用權利和武裝干預的手段是堅持正義、促進人權的產物，自由人民“必須捍衛(wèi)他們自由文化的自由和獨立，并且反對那些試圖征服、統(tǒng)治他們的國家”。但其中所隱藏的行動實質是，消除威脅人權的力量，維護自由文化的主導地位，為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在萬民社會的擴張創(chuàng)造更多可能。即使某一階段與非法國家達成妥協(xié)，那可能只是擴張主義的行動遭遇短時期無法獲得根本性勝利的暫時和解，其目標仍是在非自由社會擴展自由主義的范圍。
作為自由主義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寬容為擴張主義披上人道主義的外衣，盡管人權可以為寬容的限度劃定一定合理的區(qū)間，但無法從根本上避免擴張主義的滲透，更準確地說，人權的權威性并未提供強有力的條件制約任何可能發(fā)生的違反正當性的干預。從積極的寬容的立場看，萬民社會的主體不是一國而是多國。在多個政府的管治之下，寬容正派社會域內存在的基本的不平等和爭取該域內社會成員成比例的回報是自由民主政府經過審慎的反思后給予等級制政府在萬民社會中的政治地位及一定援助的必要條件。正派社會如果繼續(xù)保持與自由社會的公平合作就需要按照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行事并且將維持這種合作視為世代變化、不應更改的重要內容。這一假設與寬容所意味的合理多元論和尊重正派社會變革的方向相矛盾。羅爾斯認為，“基于政治自由主義或（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整全性學說的各種批判性反對意見，還會持續(xù)關注這個或所有其他的問題。提出這些異議是自由人民的權利，并且與正派等級制社會的自由權和完整性是充分一致的”，顯然這并不能提供合理與正當?shù)淖C明。如果一致，為何正派人民享有的人權內容不能修改萬民社會認同的自由人民的權利清單？為何寬容的限度主要體現(xiàn)為以個體權利為指導的自由人民對正派人民的自上而下的寬容，而不平衡地體現(xiàn)正派人民對于自由人民非集體價值取向的寬容？這潛在的假設是自由人民所享有的人權觀和政治正義觀念是理想的，是正派社會發(fā)展至更高階段必然產生的理念，顯然這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而且羅爾斯相信，自由社會也不具有完整性的善好的正義觀，不僅其達成的萬民社會的八項原則可能與其利益相矛盾，即由其傳統(tǒng)而總結的八項原則并沒有將獨立和平等的正派社會的傳統(tǒng)包含在內，即使結果保持不變；而且其善觀念的正義觀在現(xiàn)實中也是變化的，也存在需要平衡和調和內在矛盾的，更何況完整性的標準過高，任何社會可能都難以在合理且多元的哲學、宗教、道德學說中確定長期保持不變的正義觀念。因而，羅爾斯的主張可能說明一個事實：萬民社會因不同社會的社會類型而具有等級制，其中自由社會相較于正派社會具有優(yōu)越性，寬容正派人民并賦予其應得的尊重只是表象，真實的意圖是自由人民以其意志支配正派社會并冠以公共理性支持的共同善的正義理念行擴張主義之實。從消極的容忍看，以容忍換取萬民社會的互相尊重和秩序是萬民社會的一個核心部分，但是這種核心背后是依靠武力進行保障的，非法國家的存在為自由社會擴充軍備、為進行“自衛(wèi)戰(zhàn)爭”提供合法口實，主觀確信的安全和經濟利益受到威脅時自由社會利用人權話語轉嫁矛盾從而為干預他國提供借口，侵犯人權的實踐為擴張行動提供正當性證明，以力量強加一種穩(wěn)定性并傳播自由主義正義原則的合理性，是保持多元狀態(tài)下自由主義主導性的可靠支撐。
歸言之，人權的功能性作用之一，即實踐權利，會顛倒道德權利本應當導向的長期公平合作的萬民社會的目的，轉而促進擴張主義的不良結果。這種可能性的產生有“正當性”的理由：其一，作為具體承擔者的個人可以通過域內社會的人權實踐對公共機構進行道德判斷，當這種判斷與公務決策人員的判斷不一致時，官方行使強制力的權利可能構成對人權的系統(tǒng)性侵犯，從而為其他萬民社會的國家干預該國事物、介人該國政治決策提供理由。其二，不論是萬民社會成員還是非成員，一國的政治發(fā)展既受內部因素的影響，如人民對于權利范圍和內容的擴大和延伸、集體對于權利的保護以免于多數(shù)人暴政、個體對于權利的要求以更充分發(fā)展自身能力和豐富成功的機會等，又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如局部戰(zhàn)爭、全球氣候變化等，因而難以始終保持人權的道德地位對于政治的積極意義。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性的策略會時常表現(xiàn)出優(yōu)先性，阻止某種與官方主流的行為和態(tài)度相異的行為和態(tài)度的擴散，如在域內社會打破形式平等的要求，剝奪一部分國民和外國人的某些基本權利，按照民族、種族、膚色、信仰等要素間接地強化域內的等極制色彩，增強公共機構專制力的效力；在域外社會推行人權名義下的擴張政策，為本國的經濟、交通、資源等安全加強對他國的滲透和控制，不排除輸出暴力的可能性。因此，至少在人權方面，局限于一個特定社會不可避免地具有狹隘性，而通過社會關系結構的復雜性進行驗證，人權旨在適用于所有人類的宗旨可能會被更現(xiàn)實的國家利益所削弱。其三，作為達成人權共同標準來源之一的道德原則，寬容僅僅是設定了分歧的限度而非消除這些分歧，易言之，它是一種需要承擔代價和危險的具有不確定性的方式。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表明為滿足某種目的而犧牲另一些國家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表明寬容需要成員國家間的高度警示，防止他國的侵蝕和過分的要求，而這些都是難以長時間維持的政治關系。其代價和危險就是政治上不斷的分化組合以及擴張主義在域內壓縮人權的適用范圍及強化政治專制力，在域外由主要國家實施并在其他國家不斷滲透以構建新的關系。其四，寬容的實現(xiàn)本身就是有難度的事，即使達成寬容的一致意見并促成人權觀的確立，其人權內容之間的張力以及人權在不同成員國家之間的實踐程度都將使人權的穩(wěn)定性處于危險之中，即使是在人權處于基礎穩(wěn)固和有效維護的階段，擴張主義也并未消失，而是以其他面孔為主權的國際影響力發(fā)揮作用，更不用說人權基礎并不穩(wěn)固的階段了。
四、擴張主義之可能性的證成與證偽
理論分析表明，羅爾斯的人權觀如果遵循道德權利的指導，有可能導向被稱為現(xiàn)實的烏托邦的萬民社會，如果更多體現(xiàn)實踐權利的邏輯，可能導向擴張主義，進一步強化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F(xiàn)實的烏托邦描繪了一幅理想愿景，即在平等和公平的原初狀態(tài)中諸社會可以就具有公共善的正義概念達成重疊共識的支持，并且這種道德性的共識能夠在政治性的人權理論中得到較為完整的體現(xiàn)，由于提供了合理的理由勸誡自由人民寬容正派社會并約束其實施干預的動機，同時排除那些不被容忍的非法國家以確定組織有序的萬民社會的聯(lián)合和攻擊對象，萬民社會便具有了可能的穩(wěn)定性。擴張主義反映了這樣一種可能圖景，即人權理論對于自由社會的約束力是偏弱的，其發(fā)揮作用的空間也是狹窄的，一個可能的事實是不論是萬民社會還是某一社會都不會嚴格遵照人權調整制度的運行機制，即使是人權理論適用比較成功的領域也可能并不發(fā)揮主要作用。這背后是另一套邏輯，即出于對安全和經濟等利益的考量，自由社會對于域內社會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的關注要比域外社會具有優(yōu)先級，最符合自由社會利益的當然是向非自由社會輸出自由主義的正義理念，擴張其制度結構和生活方式在其他社會的識別和認可度，確立并維系其在萬民社會的主導性和權威性，并以人權的名義懲罰違反自由意志的社會和國家，從而建立自由社會主導下穩(wěn)定、和平并具有一定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等級制的萬民社會。
羅爾斯的人權理論為實現(xiàn)長期公平的社會合作系統(tǒng)提供了可補充的原則性規(guī)定。由于主權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法的約束而人權又與國際法聯(lián)系更為緊密，那么人權限制主權和主權尊重人權就有化為現(xiàn)實的可能性。盡管人權未必具有先決條件和優(yōu)先性但是作為一種現(xiàn)實的次優(yōu)選擇，在國家間確立一套具有公共善的正義原則和極簡的人權清單至少可以在制度性、道德性和文化性三方面使人們認識到促成社會合作的一種選擇,了解正義原則將在社會合作系統(tǒng)中發(fā)揮的功能。假設羅爾斯的人權在導向現(xiàn)實的烏托邦方面是合理的，那么它至少可以在四個方面證偽：
第一，人權理論的核心是社會合作，它應當有助于為參與者提供正義和互惠。諸社會參與者不僅可以在社會合作中實現(xiàn)自身利益還可以幫助其他社會實現(xiàn)某些利益，并且預防某些社會的搭便車現(xiàn)象，其中達成共識的人權內容將作為一套諸社會都愿意接受的公平規(guī)則，分配權利和義務，及調和合作中產生的一些沖突。“它們體現(xiàn)在公共規(guī)則的內容中；它們通過平等地保障權利，使互惠成為可能；它們使人們能夠在沒有（強烈）干預的情況下推進和實現(xiàn)其善的概念，并且它們平等地這樣做。”
第二，促成社會合作需要寬容，寬容的標準之一是人權。諸社會各有其歷史和傳統(tǒng)特別是在面對多元且合理的哲學、宗教、道德學說共存的情況下，尋求重疊共識的支持并引導公共理性的進程能夠讓信仰的實踐變得可以容忍，即使不能根本上實現(xiàn)宗教信仰間的完全平等，也可以在不構成對官方確立的宗教信仰威脅的基礎上寬容部分少數(shù)派的宗教教義。這種平衡需要以保障人權的方式得以固定，人權的作用表現(xiàn)在：一方面是以可補充、可修改的確定性規(guī)范明確何種是可以寬容的，何種是超越邊界不可容忍的；另一方面則是主要在域內社會確立個人和群體的應有尊重，然后試圖將這種應有尊重延伸至萬民社會，以確立有序社會之間對于主導性信仰和少數(shù)派之間合理表達崇敬行為的新限制。在寬容之下，個人和群體的道德義務和責任得到一定程度保證，但是它的最終指向可能是保障個體主體性的人權，因為以集體作為人權單位的理念至少需要在形式上兼顧個體人權的實現(xiàn)，使形式平等的人權能夠在集體內的個人之間、各集體之間保持平衡。
第三，以現(xiàn)實社會為參照并出于實用主義的動機，“羅爾斯并沒有將人權問題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礎之上，因為在羅爾斯看來，不存在一個共享的人的觀念能夠作為萬民社會的公共推理的基礎”。依據(jù)正義原則，羅爾斯在域內社會和域外社會得出兩份不同的人權清單，其中萬民社會的人權清單并不是作為目標，而是作為評價標準賦予其功能屬性。按照羅爾斯的意思，“人民……有道德動機和道德本性……；自由人民有一個合理公正的民主制度，為他們的根本利益服務；他們的公民有著共同的同情心和道德觀”就民族自決權而言，合理多元論的事實并不承認少數(shù)族裔可以任意脫離一個國家而尋求民族自決，脫離一個壓迫性的社會可以有，但如果涉及征服另一民族則沒有。“羅爾斯力圖使得人權理論一定不依賴于任何整全性的道德觀念、宗教學說與哲學學說，他并沒有像當代的主流人權理論那樣通過訴諸人的自然權利、根本利益或普遍特征（比如道德能力與理智能力）而為自己的人權理論尋找基礎，而是訴諸社會合作。”
第四，構建出一套“厚的”（thick）權利（正當）優(yōu)先于善的理念，“厚的”表現(xiàn)在于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堅持并發(fā)展公共理性觀念,區(qū)分出“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是“自由公民在域內社會中討論有關他們政府的憲法根本要素以及基本正義問題的公共理性”，“萬民社會的公共理性”是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人民在討論他們作為人民的彼此關系時的公共理性”。“盡管存在多元價值和意見分歧，良序社會中的公民仍愿意擱置個人的特殊價值觀和放下爭議性主張，通過某種共通的說理基礎而異中求同，在公共論壇中以理性推理的方式為不同整全性學說推導出重疊共識，從而使公民能夠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循政治正義觀，并以此作為整合政治分歧和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哲學基礎和價值導向。”這種共通的學說就是人權。一個經驗事實是出于保護人權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對某個社會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的、具有破壞性的侵權行為作為干預的觸發(fā)條件，人權、道德等都是干預的理由且權利具有相較于善的優(yōu)先性。
社會合作系統(tǒng)是人權理論的背景條件，而人權是社會合作的必要不充分條件，也就是說，人權不足以實現(xiàn)社會合作的目標，除現(xiàn)實的烏托邦這一進路之外，也存在轉為擴張主義的可能性。易言之，擴張主義并不樂觀地假設人權的角色和功能能夠作為促進社會合作的輔助手段，而是更有可能以人道主義的公共理由施加干預。具體而言，擴張主義可以從四個方面證成：第一，自由社會和正派社會主要有兩方面的差距，政治制度上享有的人權的不平等以及經濟發(fā)展程度和質量的不平等。寬容正派社會域內存在的基本的不平等是實現(xiàn)聯(lián)合的條件，但經濟上的不平等始終存在。皮凱蒂（T. Piketty）指出，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常態(tài)，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在增加，目前正威脅著民主社會組織的可能性。皮凱蒂將這一過程稱為“寡頭分化”，通過這種分化，最富有的人不再與絕大多數(shù)所謂的同胞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世界中。既然自由社會內部不同階層的群體之間實際享有的人權能力和程度都會發(fā)生分化，那么自由社會內部不同階層的群體會克服各種不利條件始終維持穩(wěn)定的寬容以增進最不利者改善生活環(huán)境嗎？將之放大到國際層面，假使經濟上的不平等在萬民社會內持續(xù)擴大，自由社會還會繼續(xù)賦予正派社會以寬容嗎？還是可能采取擴張主義的策略將該社會轉變?yōu)橐栏接谧杂缮鐣脑袭a地和商品市場呢？一個經驗性事實是，擴張主義的轉變是較大概率發(fā)生的，并且這符合基于人權規(guī)則的自由秩序。
第二，自由社會可能墮落為非法國家。羅爾斯認識到五種類型的社會之間會發(fā)生轉化，但是在預防自由社會的墮落方面極少涉及。假設自由社會受到域內或域外社會某些條件的變化而墮落為非法國家，并且該社會與其他非法國家達成具有聯(lián)盟性質的臨時協(xié)定，那么萬民社會面對這種具有擴張性的非法國家該如何實施強有力的制約？這些條件可以是以擴大人權為理由要求更好地尊重人權，通過擴張性地利用資源發(fā)現(xiàn)新的人權、設立新的制度和實踐保障人權等。其后果是人權理論的規(guī)范性原則與擴張主義發(fā)揮的功能相沖突而進一步將人權理論趨向無效化。
第三，人權是判斷正派社會是否值得寬容的外部標準，但是僅僅依靠外部判斷并不利于確定寬容的限度并采取正當?shù)耐饨徽?。那些真正尊重并保護人權的社會是否值得寬容并獲取應有尊重不應僅僅依靠自由主義的正義觀念、人權清單及其子集進行外部判斷，衡量該社會的國家權威在其域內的認可度、支持以個體或集體理念指導下個人發(fā)展其人權的能力等內部標準也應納人萬民社會共同決策。否則伴隨新問題的不斷出現(xiàn)，人權理論的優(yōu)勢將進一步弱化，擴張主義將因為新的人權話語的傳播而以權威性、正當性的形式審查非自由社會的行為，并且以合法的、合理的名義使人民確信人權內容越多越需要權威性地適用人權標準，“它假定世界上的問題可以被改造成人權問題，而且關于人權的國際法律規(guī)則越多，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四，擴張主義的動力之一是人權內容的增加和人權解釋的多樣化，由此社會對人權的監(jiān)督、審查和評估需要采取多元化的方式提供正當證明，羅爾斯相信司法制度依靠正義原則和人權理論所帶來的合法性，然而以下兩方面的局限將使出于人權的制裁走向極端。一方面，沒有政治權利保障的基本人權可能是軟弱無力且得不到保障的，即使是正派等級制社會這類可寬容的主體也總是接近或傾向壓迫性且否定人權，這就是說萬民社會的聯(lián)合并不牢固，自由社會總是以懷疑的姿態(tài)審視其他社會的人權，時刻做好干預的準備，為自由主義政治和文化的擴張?zhí)峁┏浞中岳碛?。另一方面，在應對武裝干預特別是戰(zhàn)爭時，人權所禁止的內容如殺害他人、傷害平民等會被允許，這預示著特殊情況下對文明的摧毀將被容忍，取而代之的是未經人民同意而強加一種道德義務和責任，從外部輸人一種限制主權保障人權的道德觀念。
（來源：《人權研究》2024年6月第2期，總第17期 為方便閱讀，本文已隱去注釋）
（作者：李博，內蒙古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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